作者｜冷研作者团队-披澜读史扬帆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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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应州之战是明朝正德十二年（1517年）明武宗朱厚照亲征蒙古鞑靼部达延汗（小王子）的一次关键战役，此战终结了达延汗长期以来对于明朝的袭扰作战。而同时，也是自土木之变以来明朝天子最后一次出塞亲征北虏。不过，和这种象征意义相比，在《明武宗实录》等文献中，应州之战的战果却只有“斩首十六级”。那么，应州之战到底是胜是败呢？
达延汗（小王子）是蒙古历史上有名的中兴之主，16世纪中叶，他亲征并击败蒙古勒津部和与自己有着杀父之仇的亦思蛮太师，扫平诸部后，他创立六万户制，分封自己的儿子为各万户首领，将原本松散的蒙古诸部落凝聚起来，最后，又通过大棒加甜枣的方式基本控制了朵颜三卫。
到了正德时期，达延汗已经成为明朝北部的心腹之患，明武宗继位之初，达延汗就屡屡纵兵南下，正德初年，“虏大举入寇宣府，营于牛心山、黑柳林等处，长阔二十余里……是役也，官军死者二千一百六十五人，伤者一千一百五十六人，失马六千五百余匹，掠去男妇畜产器械不可胜计，议者谓自己巳年兵祸以后所未有也”。
“己巳年兵祸”即后世所说的“土木之变”，被时人认为是“巳年兵祸以后所未有也”，可见鞑靼此次入寇的影响之大，根据陈涛《明正德应州之役研究》的统计，这只是正德年间北方兵祸的开始：
同年十月，达延汗进犯甘肃，都指挥刘经战死；正德四年闰九月进犯延绥，围纵兵吴江于陇州城；正德四年冬十一月，犯花马池，总制尚书才宽战死；正德六年三月，达延汗率部入河套，进犯沿边诸城堡，延绥总兵侯勋、副总兵王勋等击却之，斩首六十四级；
正德九年秋七月，寇顺圣川，游击将军张勋、守备田琦、廉彪战死，同年八月，有拥众入宁武关，杀守备指挥陈经，九月，再犯宣府，都御史丛兰、总兵官白玉以计击却之。正德十年八月，小王子犯固原；正德十一年秋七月，犯蓟州白羊口等处； 同年冬十月，二万骑分路掠偏头关等处。
从整体趋势来看，达延汗对明朝的入侵烈度以正德九年为分野，正德九年前，主要侵扰甘肃、延绥等沿边地区，而正德九年后，宣府、山西等地屡遭袭扰，正德十一年秋七月更是深入蓟州白羊口（此地距京师仅百里）。
这便是武宗巡边继而与达延汗一部爆发应州之战的背景。如果从当时的局势来看，武宗选择御驾亲征绝对是一个极富勇气的选择。当然，如果仔细分析正德皇帝的性格特点会发现，这位“性聪颖，好骑射”的天子本来就有外出射猎及微服出行的爱好，其身边的幸进之臣如江彬之辈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明武宗实录》：“江彬宣府人，欲挟上自恣，始诱为西北之行。”
和明武宗积极准备御驾亲征不同，明朝文官系统对于这位皇帝的“出格”行为却极力反对，原因也非常实际，土木之变殷鉴不远。同样是近臣极力撺掇，同样是御驾亲征，甚至同样是为了征讨蒙古（瓦剌和鞑靼）。这种梭哈赌狗般的既视感实在是太强烈了。
正因如此，武宗车驾到居庸关，就为巡关御史张钦所阻。
“或传陛下欲出居庸关，巡宣大，臣惟天子举动所系不小，或欲 亲征虏寇，宜先下诏大廷共议，必不得已而出，亦宜戒期清道，百官扈从，今者皆不闻，而轻骑潜行，万一奸人有假窃陛下名号欲过关，诱引胡人，以危社稷者， 何以防之，臣职守关，陛下即欲出，臣万死不敢奉诏。
由于这位巡关御史的极力反对，武宗只得“自昌平还，幸诸御马房。”但很快，趁着张钦巡视白羊口的空挡，“卷土重来”的武宗自居庸关直奔宣府镇，并留下太监谷大用守关，堵死朝臣们出关拦架的可能，用这种偷感很足的方式成功化身“威武大将军镇国公朱寿”。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出关方式有些难评，但武宗针对瓦剌的军事布置却比当年的大明留学生强上许多。一方面，应州之战前的正德十一年十月的镇西一战，瓦剌曾遭大明军队重挫：
“达贼陆续于各墩空经过答话，你南朝人马杀了我多多达达，仰天哭痛，悲声不止”——《晋溪本兵敷奏》
因此，此时明朝已然做出瓦剌可能展开报复性军事行动的判断，且达延汗大营正在宣府、大同附近的威宁海子驻牧，如此一来，明朝的军事部署自然能更具针对性，另一方面，正德皇帝虽然有着性格跳脱，却唯独对军事方略颇有兴趣。
《正德皇帝大传》的作者李洵认为，明军以大同为中心，布置了威远至朔州南北，以及大同东北阳和方向的重点防御线，却在杀虎口至阳和口处等诸多重点隘口处留下“漏洞”，其实是故意诱敌深入，希望以此形成南北两面对蒙古夹击的口袋阵势。
虽然之后的战事发展并没有完全按照武宗的计划进行，但这种有意识的诱敌深入战术也能从侧面说明武宗皇帝在指挥军队上并非一窍不通。
十月甲辰，大同总兵王勋等部与蒙古骑兵于绣女村遭遇发生激战，第二日王勋等部再次与蒙军交战于应州城北五里寨，双方激战数十合后蒙军退却。
第三日扬帆配资，自应州修整后，王勋部与朱銮、徐辅等部援军汇合，再次与蒙军在涧子村展开激战，然而此时蒙古骑兵发挥机动优势，集合优势兵力将王勋部和正在赶来的萧滓部明军分隔包围，得知两支部队遭遇围困，武宗皇帝亲率集结在阳和地区的明军增援。
对于武宗准备亲临战阵的决定，如延绥参将杭雄等人曾竭力反对，称“会贼至，上亲欲出击，雄叩马谏曰，今主人畜犬，备盗也，苟盗至，主人自吠咬之，奚用犬为，愿听臣等效犬力，上笑而止”。
武宗不顾劝阻，亲率援军赶到战场稳定军心，使被分割的明军得以汇合。在这一刻，无论武宗本人在历史上是一个多么不靠谱的形象，天子的亲临依旧极大提振了士气，使明军能在后续战斗中坚持鏖战。
三路明军汇合后，双方在第二日继续交战，未能讨得便宜的蒙古军队开始退兵，明军一直追击至平虏、朔州等地，因大风黑雾遂罢兵，还驻大同左卫，应州之战结束。
从《明武宗实录》等文献记载来看，武宗计划以围歼战术绞杀蒙军，并将军队分为正面部队（王勋、萧滓、时春）、包抄部队（周政、朱銮等）以及战略预备队（阳和驻军）三部分，且在蒙古小挫后并未盲目追击，战略计划较为清晰。
但可惜的是，在实际交战过程中，皇帝虽然亲临，但明军指挥体系的僵化问题依然未能彻底避免。
如萧滓所领辽东兵在王勋部之所以未能迅速合兵，导致王勋部被蒙古军围困，是因为前者调兵时依旧需要层层上报，“待奏方发”，导致延误战机。（虏贼入应州，辽东兵已在阳和，待奏方发，稽迟。大同总兵官亦在阳和，回迟）。
同时，由于明军以步兵为主缺乏机动部队，合围战术未能奏效，在五里寨、涧子村之战时，蒙古骑兵总能迅速脱离战场或反包围明军。
总而言之，应州之战爆发后双方虽有交战，却均是“浅尝辄止”，未能给予对手致命一击。
按照《明武宗实录》的记载，这场“大捷”的战果相当凄惨，只有“斩虏首十六级”，与之相反，明军却在战役中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官军死者五十二人，重伤者五百六十三人，乘舆几陷”。
《明史纪事本末·卷四十九》：“虏退，斩首十六级，官军死五十二人，重伤五百六十三人”。《明史纪事本末》虽然基本复制粘贴了《实录》内容，但在后面却补充了“武宗亲冒矢石，乘马督战，将士殊死斗”的战斗细节。
而王世贞所著，“时人比之一代实录”的《弇山堂别集》基本沿用了《实录》的记载和观点，从正统叙事来看，应州之战绝对称不上一场胜利。
有意思的是，如《明史》等文献却对应州之战的战果进行了肯定：“是后岁犯边，然不敢大入”。除《明史》外，《名山藏》《苍霞草》《武备志》同样有基本一致的记载。
那么，应州之战究竟是一场伤亡比悬殊的闹剧，还是一次对于蒙古劫掠态势的成功阻击呢？
冷兵器研究所之前的文章《蒙古人的首级为啥那么难拿？明朝皇帝御驾亲征才只砍了16个》里面曾经解释过应州之战双方伤亡比差别过大的问题，骑兵对于步兵有着天然的机动优势，能较为轻松的获得以多打少的战略优势。
尤其是在侵入初期，对一些戍卫部队，更是可以在明军未能完成集结之际集中优势兵力包围消耗，一旦战斗失利，明军也很难追亡逐北、扩大战果。
《夷俗记》：“偿有一人折马。众必以余马载之，不然酋首必重其罚也。有被创者，危在呼吸间，众必捐驱以援之”。
蒙古人极重视战死者的收敛，有人战没于阵同族会尽量夺回其尸身，而对伤者“捐驱以援之”的风气，使得《明武宗实录》《明史纪事本末》等文献只有蒙军首级数和明军伤亡人数，也让明军战损变得相当难看。
从前面应州之战的过程我们也可以看到，明蒙双方军队虽然有数次交锋，但前期的军事冲突中，除绣女村之战外，五里寨、涧子村之战都是明军前锋部队遭蒙军以众凌寡，死伤较重在所难免。
且作为劣势方，自然很难再去收集敌方首级记功，更何况蒙军又极其在意夺回同族士兵尸体。而武宗亲临后蒙古只交战一场后蒙军便撤军北归，明军很难扩大战果。这无疑是造成双方伤亡比例悬殊的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文官集团对于应州之战的态度也让一战的评价再难翻身。这场由武宗一力主导的巡边之战，其实颇受非议。而武宗在战后“录应州功”的举动更是加剧了双方的矛盾。
武宗对于自己的亲征举动极其自得，“上饮毕，云朕在榆河亲斩虏首一级，廷和等叩首对曰， 皇上圣武，臣民不胜庆幸”。为了强调应州之战的重要性，武宗战后的封赏之隆、封赏之乱、封赏之滥几乎达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
首先是封赏人数的问题，根据巡按御史贾启上报的纪功册中，竟有56449人申请升赏，远超实际参战人数。这一名册虽然经过兵部尚书王琼按旧例核减后，最终封赏9555人，但仍远高于正常军功封赏规模。更有甚者，“未出国门而冒名者”如京师官员、宦官竟然也被纳入封赏名单。
其中，如武宗亲信太监张永、魏彬、张忠等无战功者加禄米、荫锦衣卫千户。同时，或许是为了笼络朝臣，武宗还将大批文官加入封功名单中，如内阁大学士杨廷和等人、六部官员如兵部尚书王琼也受封赏，甚至荫子为锦衣卫世职。
连反对亲征的文官们都有所封赏，武宗的那些豹房亲信们滥封情况自然更加严重：边将出身的江彬升三级，荫子锦衣卫千户。朱宁（钱宁）、朱政等豹房亲信受封锦衣卫指挥使，远超正常军功标准。
有些讽刺的是，锦衣卫千户、百户等明代世职被大量授予宦官、文臣子弟。与此同时，实际参战的总兵王勋、副总兵朱銮等却仅升一级，赏银20两。而由于各类文献中并无普通士兵封赏记录，再加上王勋、朱銮等人的例子在前，我们也很难不怀疑这些真正拼杀在一线的军人是否被冒功甚至顶替。
《明武宗实录》直言：“军功之滥，未有甚于此者。”
对于这样的封赏，文官集团展现出了激烈的反对态度，杨廷和、梁储、蒋冕、毛纪等内阁辅臣多次上疏拒绝封赏，称自己“官非将领，责异本兵”，无功受禄有违国典，武宗不允，六部、科道官员随即跟进，吏部尚书陆完、六科给事中、十三道御史等联名辞赏，认为封赏“无名无实”。
武宗仍坚持原议，文官最终被迫接受，但抗议态度依然明确。
杨廷和等文官对于封赏的拒绝原因是多方面，一方面是认为他们本身在应州之战中未直接参与，封赏违背“军功授爵”的传统。杨廷和更是直言：“此不能分主之忧而欲贪天之力者也”。
担心这种不公平的滥赏会打击边军士气，使真正有功者寒心。杨廷和称：“将士解体，曰此文墨之士而冒我介胄之功者也。”其次，武宗在大封群臣时甚至不忘自封“镇国公”，文官以“天子不封爵”为由反对后，武宗并未放弃，反是脑洞大开的以“朱寿”名义规避礼制，这种对于礼制的逾越，自然为朝臣所不喜。
而最至关重要的或许是第三点，武宗的这次封赏极其独断专行，其程序完全绕过文官议政的惯例，这无疑是对明代文官体系中内阁票拟、六科封驳的朝会制度的破坏，和对文官系统权利的侵夺。
事实上，这种破坏和侵夺早在武宗即位后就已然发生，武宗巡边前，调宣府、大同边军入京组建\"外四家军\"，全然打破了明代\"边军不调内\"的祖制。这一举动不仅了强化皇帝对京畿武力的直接控制，更通过如江彬之流的边将架空五军都督府和兵部文官的权力。
武宗在位期间，其应州之战后不久，武宗驾崩，嘉靖帝继位，武宗身边原先以江彬为代表的边将集团遭到文官集团的清洗，江彬等人倒台后，则是司礼监太监魏彬等内侍宦官。
最后，昔年武宗所建“豹房势力”中的亲信之弟侄、武宗所封之义子，“官爵有冐滥者，悉行查革”，应州之役自此也以“游幸之名、冒功之滥未有甚于此役者”的评价盖棺定论。
客观来讲，应州之战并不是一场常规意义上的大胜，武宗皇帝的战术安排也只能说是中规中矩，战术执行过程中所暴露出明军指挥体系僵化和缓慢的问题，更险些让王勋所部全军覆没。
但与此同时，在这一战中蒙古军队同样并未实现其战略目的，达延汗十几年间几乎每年一次的南下“打卡”也就此终止。这场战役虽然没有武宗皇帝宣扬的那般战功彪炳，但也绝不是一场伤亡比悬殊的败仗。
只不过，由于武宗对于夸功的执着和种种恣意妄为，在其死后，文官系统的反攻倒算让这场战役被塑造成了一场荒唐的闹剧，这恐怕也是他本人所没有想到的。
参考文献：
1、陈涛《明正德应州之役研究》
2、何琪《明正德朝政局与皇权研究》
3、吕鹏《圣驾远行：明武宗出巡与正德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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